来源:优发网站是多少 发布时间:2024-08-26 01:14:35
买菜、通勤、郊游、约会、婚嫁、时尚、运动,甚至杂技……对于中国人来说,自行车从来不只是交通工具。小小两轮车,车轮悠悠转动,一圈一圈,周而复始,便在历史的经纬里碾出时光的辙。
事实上,据现有史料记载可知,第一个真正发明自行车的人应该是我国清朝初年的民间发明家黄履庄。
据明末清初小说家张潮编辑的中国文言短篇小说集《虞初新志·黄履庄传》记载,黄履庄发明的自行车“长三尺许,约可坐一人,不烦推挽能自行;行住,以手挽轴旁曲拐,则复行如初;随住随挽,日足行八十里。”
用白话文来说,黄履庄发明的自行车“约长一米多,可以坐下一个人,只需要用手摇轴旁曲拐,车就能前进”,按照清光绪年间度量的 189 丈为一里计算,这辆车“一天能行约 46 公里路”。
不同于传记小说,《虞初新志》所收篇章大抵真人真事,不尽是子虚乌有。如王思任《徐霞客传》、吴伟业《柳敬亭传》都是实有其人其事。
虽不知这辆车发明的具体年份,但黄履庄生于 1656 年,据《虞初新志·黄履庄传》记载,黄履庄在康熙年间(1662年—1722 年)发明了这种车。
法国人西夫拉克 1790 年才制成了木制自行车,这辆自行车没有驱动装置和转向装置,坐垫低,人骑在车上两脚着地向后用力蹬,车子才能沿直线前进。此后,经过德、法、英等国发明家的一直在改进,1888 年,约翰·斯塔利发明“安全”自行车,意味着第一台现代意义上的自行车在英国诞生,距离黄履庄的发明已过去了一个多世纪。
令人惋惜的是,黄履庄的发明并未受到重视得到推广,只作为古籍上的些许文字,在历史时光中昙花一现。
在清朝末年,自行车还是属于较为罕见的交通工具。电影《末代皇帝》中,外籍老师庄士敦赠给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以下简称“溥仪”)一辆自行车,从未见过依靠人力带动两个轮子移动的溥仪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学会后便很喜欢在宫中骑行。
电影《末代皇帝》中,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紫禁城中骑自行车 (图片来自 / 电影《末代皇帝》截图)
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溥仪提及这段往事时这样描述:“为了骑自行车方便,我把祖先在几百年间没有感到不方便的宫门门槛,叫人统统锯掉。”
皇宫的门槛对于清朝的遗老遗少而言,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万万不可破坏。隆裕皇太后得知此事后大为光火,怒斥溥仪“自毁宫门,成何体统”。但溥仪还是趁隆裕皇太后生病期间锯了宫内二十多处门槛。不过这些门槛并没有被到处乱丢,两端安上了榫头,门框凿出了卯眼,夜里关门时便可放回原处。
爱骑车的溥仪也爱收藏车。为了购买各国的名牌自行车,溥仪购买过不下20 辆各国品牌的自行车,算得上是中国自行车收藏界的鼻祖。乾隆皇帝曾吟诗赏花的绛雪轩,变成了他的自行车库。这位年轻皇帝还带动了紫禁城内的骑行“风潮”。皇后婉容、公主格格们和年少的伴读都来陪他骑车。
1868 年,上海就已经有了自行车,还有一些外国人将自行车进献给光绪皇帝。此举引起了慈禧太后的不悦,认为大清皇帝应以稳重为主,以转轮为乐,不成体统。
据资料记载,甲午战争之后,在一些通商口岸、一些外国人居住地,逐渐出现慢慢的变多的自行车,虽然更多是被外国人使用,也让百姓逐渐熟悉了这一交通工具。
然而,那时的自行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并未受到中国百姓的青睐。一方面其造价高昂,且受限于困难的骑行技术;另一方面当时道路较为颠簸不平,难以操控骑行。
1911 年,上海市邮政局从英国购入100 辆自行车,用于投递邮件。这是自行车作为一种交通工具第一次投入到上海。自行车从此有了私用和公用之分,也标志着自行车普及到大众化的层面。
民国初期,自行车被称为“自有车”“脚踏车”“自转车”,在北京、上海等城市街头已时有出现,渐渐遍布于近代中国的各个城市之中。因其轻便快速,自行车得到了百姓们的喜爱。
1924 年 7 月,湖南长沙修建了一条环城马路——这也是长沙市的第一条柏油马路,为自行车的发展流行,提供了硬件支持。
当时的自行车车型已有男车和坤车之分。男车有横梁,坤车是弯梁,为的是女士穿旗袍、裙子方便上下车。
这段时期,自行车慢慢的变成为邮政局、电报局、电话公司、公用局、警察局等机关执行公务的专属座驾。1930 年,广州市公安局发布了一条公示:市内常有汽车伤人毙命之事,肇事者经常逃脱,警察徒步追车极其困难。因此决定,培训警察的骑车驾驶技能,准备配置单车,发给交通警察使用。一年后,广州市就给交警配备了自行车,每 3 人拥有一辆。
战争时期,物资匮乏、交通瘫痪,自行车借轻便灵巧体积小的特点,肩负起了运输物资、传递情报、护送伤员的重任,成为基层战士的好帮手。
在电视剧《铁道游击队》中,一身正气的彭亮将一部普通的自行车活脱脱玩成了飞天神车,让人觉得喜感十足。
1940 年后 , 中国各地在田径场里举行了不同形式的中小型自行车比赛。1947 年,中国第一次全国性表演赛在上海举行。
比较有趣的是,民国时期自行车不仅要上牌,还要交养路费。如 1944 年,湖南《车辆管理规定》规定,对于一些独轮手推车、脚踏车、人力车、畜力车征收养路费。
所谓“ 三转一响”,是 20 世 纪六七十年代普普通通的家庭生活中的“奢侈品”,即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三转”和收音机“一响”。其中,自行车位列首位。
物资匮乏的年代,一辆自行车还是“体面”的象征。由于当时实行计划经济,购买自行车必须凭票,自行车成了结婚时必需的“三大件”之一,可谓“一票难求”。
20 世纪八十年代青年人结婚时,彩礼流行送“三转一响”。一位上了些年纪的收房的人说,“自行车作为家庭必备物,脱销是常有的事,‘永久’‘凤凰’‘飞鸽’等牌子货太过紧俏,攒够了钱,也不一定可以有票”“但没有自行车,媳妇不肯嫁……”
馆藏的凤凰 18 型锰钢自行车是当时凤凰牌中最好的车,如果结婚时陪嫁一辆这样的自行车,不亚于拥有现在的名牌豪车。新娘出嫁时,送嫁的如果是一组自行车队,在当年也是“老有排面”的事。自行车队车上载着的,是她的嫁妆。其中,一辆新自行车又往往是必不可少的。
生下孩子后,她们再教会孩子骑自行车——如同现在我们去驾校学驾驶汽车一样,这在当年也是生活的必备技能之一。
20 世纪五十年代初,天津自行车厂开始生产“中”字牌自行车。纯国产自行车,正式登上舞台,自行车开始走进千家万户。
1956 年,在上海唐山路工厂,新中国第一辆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全公制标定型自行车——“永久”28 英寸 PA型男车制成。充满工业气质的“二八大扛”成了一个时代的图腾。
作为轻工业的重要代表,中国自行车产量的增长,是共和国工业发展的写照。1962 年至 1986 年,凤凰、飞鸽、永久实行凭票供应。
66 岁的老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年谁家有辆自行车,比现在有高档轿车还阔气。“当时一辆自行车售价一百多元,而普通工人每个月工资才三四十元。”老周家的第一辆自行车是 1971年买的 26 英寸凤凰,170 元。父母取到车的第一件事是拿塑料条把大梁、车把缠起来,防止磨掉车漆,隔三岔五要用棉纱布擦车,还要上油。
当年,中国产的自行车不仅能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还有部分产品可供出口。不管在亚洲、非洲,还是在欧美大陆,都能够正常的看到“Made in China”的自行车的身影。
1981 年 6 月 27 日,由上海自行车场和上海丰收拖拉机厂改组成立永久自行车总厂。当时计划用两到三年时间使该厂形成年产超过 250 万辆的能力。
随后的几年间,我国自行车热潮迭起,一度被外国人称作“自行车王国”。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就曾在北京收到两辆自行车作为礼物。
1984 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电影《自行车的王国》中提到:“目前,全世界拥有的自行车已超越汽车的总数,突破了 5 亿辆。其中,一亿三千多万辆在中国,约占世界总数的四分之一。仅北京市就有四百万辆,平均不到两个人就有一辆自行车。”
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大街小巷,到处可见到人们出行的“自行车海” (图片来自 / 电影《自行车的王国》截图)
可以说,自行车承载起了当时的世界人口第一大国。自行车载人运物,成为了我国独立研发又充满特色的载重工具。
20世纪后期,自行车不再那么紧俏。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居民生活水平提升,自行车也逐渐被电动车、汽车这种更加高速舒适的代步工具取代。直至 20 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自行车开始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从此以后很长一段时间,自行车似乎成了我国人民“最熟悉的陌生人”。
21 世纪,中国开始了一段崭新的单车文化历程,山地车、改装自行车的再度兴起,演变为年轻人对自行车极限运动的热衷,自行车开始卸掉代步工具的名头。
近年来,出行方式愈加丰富。然而,城市拥堵及出行“最后一公里”等问题成为了民众眼前的“烦心事”。一方面,自行车协共享模式重返街道。另一方面,随着民众对于健康的追求不断的提高,低碳出行的理念改变,也让我国的骑行氛围日渐浓郁。
人们的生活方式总是跟着社会经济变迁而不断流动。从形式上看,骑行热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复古”,但解剖其具体内涵,恰恰可以从中看到时代的进步。现代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是推崇多元与个性,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态,大众与小众,精英与草根,各类人群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作为一种被重新赋予价值的生活符号,骑行是真正融入骑行者生活的,没有人可以抗拒一个健康的身体与自由饱满的精神情况。骑行是一种文化,而文化永远都不可能消失。
“我妈曾有一辆又老又破的自行车,那是她嫁到城里的唯一嫁妆。小时候家里穷,上学、出去玩,爸妈都是骑着这辆破自行车带我。后来,家里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自行车就给了爷爷。再后来,爷爷因为糖尿病和耳背不怎么下楼了,自行车和旧家具一起慢慢烂在小区的角落里。尽管不能骑了,爷爷还是不舍得扔,把它拆解成零件,时至今日,我还能在爷爷家的阳台里,看见那个满是锈迹的车把手……”